董仲舒年譜考補
作者：王澤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四月十二日癸丑
耶穌2019年5月16日
作者簡介：王澤（1996－），男，浙江諸暨人，中國國民年夜學國學院，在讀碩士。
摘要：學界對董仲舒的生平，尤其是生卒、對策年多有爭議。關于生卒年，經考證可知董仲舒生于高祖六年（前201年），約卒于元鼎三年（前114年）；關于對策年的資料頗多齟齬，取與史料牴觸起碼的一說，系之于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與公孫弘同為公羊家代表人物，關系親密，在景帝、武帝時期的諸多學術、政治事務中均有交集，故附公孫弘年表。
關鍵詞：董仲舒；公孫弘；年譜；《年齡繁露》
董仲舒是漢儒中具有時代意義的人物，其交代者盡屬景、武兩朝精英，他的生平，可作為同時代學者訂交接的坐標。理清董仲舒的生平，對于懂得董仲舒學脈的嬗變及實踐歷程，甚至為董仲舒作品系年，有很年夜幫助。
論及董仲舒生平的著作為數不少[1]，對于董仲舒的生卒、對策年三事，後人已有大批討論。此三事資料繁復，或有齟齬，學者用力于此，難有定論。董仲舒的求學、宦途，他與公孫弘等人的接觸，他的作品的階段性等問題，學界尚未給予足夠關注。一些年譜類論著在觸及上述幾點時，或有疏漏。故不揣唐突，試成此譜。
所引諸家，下文援用但注人名；本文所引《年齡繁露》，用鐘肇鵬校釋本；前四史用中華書局舊標點本，不另注。取事多從《史記》《漢書》，軼事不錄。各項事跡，分志于各年之內，附史料說明事跡，事有含混者再加考證，如有可述者，再加按語。
高祖六年（前201年）庚子，董仲舒一歲。
董仲舒生。
資料：《漢書·匈奴傳》：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
《新論·本造》：董仲舒專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窺園中菜[1]24。
《漢書·包養管道董仲舒傳》：蓋三年不窺園，其精這般。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后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后漢書·應劭傳》：故膠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掉。
《漢書·敘傳》：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沉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為世純儒。
考證：章權才認為，董仲舒在武帝即位（前140年）前已經“年至六十余”，故生于前200年之前，親見四世為高、惠、文、景四世；周桂鈿認為董仲舒在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前“年至六十余”并且六十歲后“三年不窺園”，由此推測董仲舒生于前200年至前196年，取此中數為前198年。親見惠、文、景、武四世。并以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哀、定、昭，正人之所見也”為例，來說明10歲以后才幹“親見世事”。
以董仲舒的退休時間也可以推測其生年。“懸車致仕”為70歲至79歲。岳慶平認為董仲舒在元朔三年（前126年）公孫弘任御史年夜夫后即辭官，由此知其生于前204年至前195年。周桂鈿則推測董仲舒在元狩元年（前122年）、元狩二年致仕。
《匈奴傳》此條上文論說和戰取決于時，從“和親之論，發于劉敬”到“孝惠、高后時”，再到“文帝中年”，則此四世，為高、惠、文、景四世，仲舒當生于高帝初年。本文認為董仲舒于元朔六年致仕，考證見“武帝元朔六年”條。由此推長期包養其生年可上至前201年，高祖時已為童，能知高、惠、文、景四世之事。
高祖七年（前200年）辛丑，董仲舒二歲。公孫弘一歲。
公孫弘生。
資料：《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元狩二年）三月戊寅，丞相弘薨。
《漢書·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年八十，終丞相位。
按：建元元年十月，武帝即位之時，公孫弘六十歲。秦漢時平易近間“歲初增年”“秦統一至漢初這段時期，以十月為歲首，但沒有改變正月”[2]。建元元年正月后，增至六十一歲。故元狩二年三月卒，為八十歲。
呂后元年（前187年）甲寅，董仲舒十五歲，公孫弘十四歲。
董仲舒始治《年齡》；公孫弘后為薛獄吏，因罪免，海邊牧豕。
資料：《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年齡》，孝景時為博士。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丞相公孫弘者……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
考證：《漢書·食貨志》：十五進年夜學，學先圣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漢書·景十三王傳》：往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史記·吳王濞傳》：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漢書·高帝紀》如淳引《漢儀注》：平易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從文教、軍賦各角度來看，十五歲是由“童”至“少”的節點。
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壬戌，董仲舒二十三歲，公孫弘二十二歲。
董仲舒與夏無且游。
資料：《史記·刺客列傳》：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史記·太史公自序》：（答壺遂問《年齡》之作）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服虔曰：“仲舒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年夜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消，道之不可也，長短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全國儀表，貶皇帝，退諸侯，討年夜夫，以達王事罷了矣。
考證：兩處互見，可知董生為董仲舒。岳慶平認為，夏無且為秦醫官，其生年至多在前250年擺佈，與董仲舒游，仲舒壯年當在文帝時期。
按：太史公引董生語，與《年齡繁露·玉杯》之義略同：“《年齡》論十二世之事，人性浹而霸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擺佈，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年齡》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性浹而國法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言《年齡》：“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往其煩重，以制義法，霸道備，人事浹。”鐘肇鵬指出“霸道備，人事浹”乃公羊家通說。
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乙酉，董仲舒四十六歲，公孫弘四十五歲。
董仲舒治學不問世務，門生眾多；與胡毋生同為博士，著書稱頌胡毋生。胡毋生歸齊后，公孫弘從之受《年齡》。
資料：《史記·儒林列傳》：（仲舒）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門生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于舍園，其精這般。進退容止，非禮不可，學士皆師尊之。
《史記·儒林列傳》：言《年齡》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包養平台董仲舒。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弘）年四十余，學年齡雜說。
《史記·儒林列傳》：胡毋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傳授。齊之言《年齡》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漢書·儒林列傳》：（胡母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
考證：“三年不窺園”說明董仲舒勤學不輟、不問世務。《新論》“年至六十余，不窺園中菜”，說明董仲舒年高而不廢學。此條可以解釋董仲舒早年活動史料稀疏。劉汝霖指出：“弘是年已四十五歲，是其受學子都，至遲不過景包養站長帝五年，而又在子都辭博士之后，故知子都之初為博士在景帝初年也。”
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癸巳，董仲舒五十四歲，公孫弘五十三歲。
十月，獻王以《孝經》問董仲舒，仲舒以五行義對之。
資料：《年齡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王曰：“善哉！”
考證：劉汝霖將sd包養此條定于景帝中二年。劉氏認為，武帝時獻王于元光五年朝，是時仲舒為江都相，不得見，故系之于景帝初年獻王來朝之時。劉躍進從其說。鐘肇鵬《年表》懸疑不決，景帝中二年與武帝元光台灣包養五年都記了獻王問董仲舒一事。
本文從劉說。江都王劉非上書請擊匈奴，惹起武帝忌諱，導致時任江都相董仲舒“廢為中年夜夫”，此事在元光五年。若系獻王問對于元光五年十月，借使劉非于同年十月上書，武帝旨意敏捷下達，董仲舒也難以在統一月內由江都回到京師。
轅固生與黃生辯，答竇太后問。次年轅固生任清河王太傅。
資料：《史記·儒林列傳》：轅固生，齊人也，以治《詩》為博士，與黃生爭論于上前。……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居頃之，包養意思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
考證：《史記·五宗世家》：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諸侯王年表》言景帝中二年置清河國，故置之于中二年。
按：《年齡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即轅固生與黃生爭論語。蘇輿注：“此篇非董子文。”鐘肇鵬注：“疑后人混進。”桂思卓認為：“《年齡繁露》對黃生和轅固生之爭的兩次記載，能夠說明董仲舒親眼目擊了這場論辯。”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辛丑，董仲舒六十二歲，公孫弘六十一歲。
十月，詔舉賢良，公孫弘六十歲，初次參加對策。
資料：《漢書·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征為博士。
轅固亦征，論公孫弘。
資料：《史記·儒林列傳》：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征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孫弘亦征，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武帝獨善莊助對，擢為中年夜夫。
資料：《漢書·嚴助傳》：郡舉賢良，對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為中年夜夫。
《史記·東越列傳》：（建元三年）于是中年夜夫莊助詰蚡。
公孫弘為博士，旋以病歸。
資料：《史記·平津包養網推薦侯主父列傳》：征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分歧上意，上怒，以為不克不及，弘乃病免歸。
丞相綰請罷賢良文學中治法家、縱橫家言者。
資料：《漢書·武帝紀》：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六月，竇嬰為相，田蚡為太尉，“俱好儒術”，趙綰、王臧得用。
資料：《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孝武建元元年六月，丞相綰免。丙寅，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
《史記·儒林列傳》：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樸直賢良文學之士。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年夜夫，王臧為郎中令。
按：陳蘇鎮指出，《史》《漢》所載丞相衛綰、御史年夜夫直不疑以“過免”“病免”是“欲加之罪”，實際上出于當權者更換宰相的需求[3]215-221。建元二年竇嬰、田蚡免亦然，觸及竇太后為代表的黃老派的好處。竇太后崩，她設定在三公地位上的許昌、莊青翟也被撤下。
趙綰、王臧都曾受學于申公。而據《史記·儒林列傳》，王臧曾“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除”，王臧曾為武帝老師。
七月，征申公，議立明堂，不得用。
資料：《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承平。
《史記·封禪書》：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
考證：《漢書·武帝紀》系此條于七月至十月之間。劉躍進、陳蘇鎮系之于七月，從之。
按：申公師徒改制的掉敗，當然有竇太后勢力的阻撓；另一方面，徐復觀認為，趙綰、王臧所欲實現的明堂，需求在廟制之外再創造一套建筑與儀式，自己難以實行[4]；陳蘇鎮提出，申公“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的態度也使武帝掉往了興趣[3]221。
董仲舒與韓嬰辯。
資料：《漢書·儒林傳》：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于上前，其人精幹，處事清楚，仲舒不克不及難也。
考證：董仲舒景帝朝博士，包養妹居于京師；韓嬰為文帝時博士，年長于董仲舒。系于武帝即位之初。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壬寅，董仲舒六十三歲，公孫弘六十二歲。
十月，趙綰、王臧下獄逝世；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免。
資料：《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舉謫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娘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年夜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年夜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強侯莊青翟為御史年夜夫。
按：《史記·封禪書》文略同，但無“毀日至竇太后”等文字，凸起了儒道之爭這一學術佈景。排擠儒術是竇太后打擊申公師徒的重要動機。
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乙巳，董仲舒六十六歲，公孫弘六十五歲。
春，置五經博士。
資料：《漢書·武帝紀》：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
按：劉汝霖認為，文景時，“使諸博士共講此書，非以諸書各立博士也”，至武帝時，“博士各掌其經，不復相亂，自是始有專責矣”。仲舒在景帝時為博士，五經皆通，因此與江公辯論時“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丙午，董仲舒六十七歲，公孫弘六十六歲。
仲春，遼東高廟災。
四月，長陵高園便殿火。董仲舒推說災異，屮稿未上。
資料：《漢書·武帝紀》：六年春仲春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漢書·董仲舒傳》：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
《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對曰：《年齡》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全國有物，視《年齡》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六合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于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承平大公，不克不及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年夜臣乎！此天意也。台灣包養網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按：《五行志》載遼東高廟災為六月丁酉，《武帝紀》載之于仲春乙未，從《紀》。董仲舒之對，“罪在外者”，當指建元年間淮南王“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
蒲月，竇太后崩。
資料：《漢書·武帝紀》：蒲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六月，復用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儒術起。
資料：《漢書·儒林傳》：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年齡》為丞相封侯，全國學士靡然鄉風矣。
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丁未，董仲舒六十八歲，公孫弘六十七歲。
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
資料：《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仲春，董仲舒與鮑敞論陰陽。
資包養網dcard料：《西京雜記》：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5]
《古文苑》：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6]。
考證：《古文苑》名之為《雨雹對》。周天游注《西京雜記》，系之于七月，言《古文苑》系之于仲春；劉汝霖引《西京雜記》，反系之于仲春。不知兩者所據何本。鐘肇鵬亦系之于七月。筆者所見四部叢刊影宋本《古文苑》、影明本《西京雜記》皆系之于七月。
惟思仲舒蒲月對策，策文中亦有“高低和睦，則陰陽繆盩而妖孽生”之語，與《雨雹對》意略同，《雨雹對》當成之于前。且“對即畢，皇帝以仲舒為江都相”，分歧七月仍滯留京師。故從仲春說。
按：《雨雹對》中言：“圣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從陰陽關系的角度說明政治與氣象的關系，和《年齡繁露·霸道》中的“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并”接近。此兩篇成書時間或附近。
蒲月，董仲舒對策。
資料：《漢書·董仲舒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后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即畢，皇帝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
考證：天人三策上于何時，聚訟垂千年不休。以各家說法產生時間排序，有建元元年說[2]，元光元年蒲月說[3]，元光元年仲春說[4]，建元五年說[5]，元朔五年說[6]，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兩對策說[7]，元光五年說[8]等。
從策文辭意來看，第二策發于前，第一策、第三策發于后。桂思卓提出：“審慎的推論似乎是，董仲舒參加了公元前140年和公元前134年的兩場策問，而他在這兩場策問中的議論則同時成了《漢書》卷五十六所保留之資料的來源。”而第二策武帝所問“親耕藉田”“陰陽錯繆”，仲舒答“夜郎、康居”三處，與建元元年說沖突。本文僅能取與史料牴觸起碼的一說，將三策系之于元光元台灣包養年。以下對後人未深刻討論的資料略作說明。
親耕籍田事。《史記·孝文本紀》文帝二年正月詔：“農，全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甜心寶貝包養網”《漢書·文帝紀》：“（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及舉賢良樸直能婉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全國之本也，其開藉田。’”；文帝十二年舉賢詔后，又有親耕詔：“朕親率全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系于十三年春仲春。《封禪書》又有文帝十三年增設諸神祠之詔。《史記·孝景本紀》有“（景帝后二年）為歲不登，禁全國食不造歲”；《漢書·景帝紀》同年載夏四月詔“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全國先”。
武帝即位初親耕，僅見于天人三策。征和四年親耕山東鉅定，《漢書·武帝紀》載：“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
本文推測，親耕活動一方面與“歲不登”有著直接、了了的聯系；另一方面與祭奠活動、人才選拔有著潛在的聯系。《年齡繁露·立元神》立“三本說”：“郊祀致敬，同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親蠶，墾草殖谷，開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天子躬耕是奉地本，與郊祀致敬之奉天本，修孝悌敬讓之奉人本并列。那么，根據《漢書·武帝紀》“（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年夜饑，人相食”的記載，可否做出推測：武帝初次親耕，很能夠是在建元年間這場年夜饑荒之后？反之，由公孫弘初次對策年齡可知，建元元年對策在武帝即位之冬。而親耕籍田往往在正月到四月，建元元年對策不成能討論親耕籍田。
按：其余資料，後人討論極多，不贅述。天人三策起于何時，實質是尊儒的發生時間與重要發起者的問題，即“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畢竟起于武帝即位時還是即位后一段時間，能否由董仲舒率先提出的問題。
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戊申，董仲舒六十九歲，公孫弘六十八歲。
八月，董仲舒在江都相任內，作《止雨》篇。
資料：《年齡繁露·止雨》：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董仲舒告內史中尉：陰雨太久，恐傷五谷，趣止雨。
考證：蘇輿認為此二十一年為武帝二十一年，并說：“武帝二十一年，從建元元年起數之，則元狩四年。時仲舒免歸家居。元鼎以前紀元并追稱，故此不列年號耳。”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景帝前四年）初置江都。六月乙亥，汝南王非為江都王元年。是為易王。”《武帝紀》：“元朔元年，江都易王薨。”“（元狩二年）江都王建有罪，自殺。”《年表》：“（元狩二年）反，自殺，國除為廣陵郡。”
可見，元朔元年易王劉非薨，元狩二年江都王建反，國除為廣陵郡，元狩四年何來江都國？此處的“二十一年”是江都易王二十一年，為元光二年[9]。
按：《續漢書·禮儀志·請雨條》劉昭注：“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愿年夜王無收廣陵男子為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毋鉅細皆相聚于郭門，為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年夜便處移市，市使包養甜心網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罷了。’”此事可系于此年。鐘肇鵬認為，仲舒奏江都王之文，為本傳所謂“上疏條教”之類，非《求雨》篇脫文。
董仲舒與江都王相善，答“越年夜夫不得為仁”。
資料：《漢書·董仲舒傳》：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佩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年夜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于管仲，寡人決疑于君。”（《年齡繁露·對膠西王越年夜夫不得為仁》語略同）
考證：凌曙、蘇輿、鐘肇鵬等人注本，題目皆作“膠西王”，但注“一起配合江都王”，從注。以“久之，王問”，系于次年。
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己酉，董仲舒七十歲，公孫弘六十九歲。
主父偃見衛青，久不得用。
資料：《史記·平甜心寶貝包養網津侯主父列傳》：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進關見衛將軍。……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
《漢書·主父偃傳》：元光元年，乃西進關見衛將軍。
考證：《漢書》當脫“中”字，從《史記》，暫系之于元光三年。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辛亥，董仲舒七十二歲，公孫弘七十一歲。
十月，河間獻王獻樂，答問于武帝。
資料：《漢書·景十三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余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漢書·武帝紀》：五年春正包養軟體月，河間王德薨。
考證：諸侯皆以十月朝賀，春正月獻王薨，故系獻王來朝于十月。獻王早逝，《史記·五宗世家》《集解》引《漢名臣奏》謂武帝有忌于獻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夏，發巴蜀治南夷道。
資料：《漢書·武帝紀》：（元光五年）夏，發巴蜀治南夷道。
公孫弘對策，武帝擢其為第一，拜為博士。諫上無用事東北夷。
資料：《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元光五年，有詔征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策奏，皇帝擢弘對為第一。召進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東北夷道，置郡，巴蜀平易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東北夷無所用，上不聽。
江都王劉非請擊匈奴，武帝忌之，國相董仲舒廢為中年夜夫。
資料：《史記·五宗世家》：（劉非）以軍功賜皇帝旗幟，元光五年，匈奴年夜進漢為賊，非上書愿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
公孫弘、董仲舒贊獻王所獻樂。
資料：《漢書·禮樂志》：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皇帝下年夜樂官，常存習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
《漢書·禮樂志》：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年夜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年夜樂。
考證：鐘肇鵬系此事于元光五年十月，獻王來朝之際。此時董仲舒尚在江都，公孫弘亦尚未以對策為博士。《漢書·禮樂志》既云：“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則公孫弘、董仲舒未必同時在此年贊獻王之樂。暫系于此。
董仲舒以《年齡》授吾丘壽王。
資料：《漢書·吾丘壽王傳》：詔使從中年夜夫董仲舒受《年齡》，高材透明。
按：董仲舒為中年夜夫，當在主父偃竊書前，故系于此。
公孫弘遷左內史，與汲黯有隙。
資料：《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上年夜悅之，二歲中，至左內史。
《漢書·公孫弘傳》：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成，不願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后，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
《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元光五年）博士公孫弘為左內史，四年遷。
《漢書·汲黯傳》：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平易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公孫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于罔，以自為功。
考證：從《漢》表，系之于元光五年年底。公孫弘此年遷左內史，然后服喪三年，元朔二年再遷御史年夜夫。
按：汲黯與公孫弘、張湯有隙，當然因為汲黯“為人道倨，少禮，面折，不克不及容人之過”，而汲黯“學黃老言，治官平易近，好清靜”也是不成疏忽的原因。黃老與儒、法之間的斗爭，在此體現。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壬子，董仲舒七十三歲，公孫弘七十二歲。
董仲舒居舍，著《災異之記》，參閱建元六年書稿。
資料：《史記·儒林列傳》：（仲舒）中廢為中年夜夫，居舍，著《災異之記》。
考證：《史記》此處下文云：“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皇帝。”遼東高廟、高園便殿災在建元六年，是時主父偃尚未發跡。故《漢書》本傳此處為“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稿未上”，這般方包養管道通。董仲舒元光六年在京師，寫作《災異之記》，如非參閱建元六年書稿，主父偃安能見此六年前之舊稿？
主父偃上書，高升，數獻策于武帝。
資料：《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書奏皇帝，皇帝召見三人，……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偃）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為中年夜夫。一歲中四遷偃。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愿陛命令諸侯得推恩分後輩，以地侯之。……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蓋偃有功焉。
考證：據《孝武本紀》，尊衛后在元朔元年春，故系主父偃發跡于前一年。燕王定國事，史料有收支：據《史》表，燕王定國在位二十四年，身故于元朔元年；《史》傳同。《漢》表同《史》表；而《漢》傳又言其元朔中自殺，在位四十二年。《漢》傳與其他三處分歧。
主父偃竊稿，董仲舒下獄，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年夜夫。
資料：《史記·儒林列傳》：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皇帝。皇帝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門生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當逝世，詔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漢書·劉向傳》：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年夜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
按：武帝此舉，意在立威，以災異論為不成取。故“當逝世，詔赦之”，仲舒亦知其意，“不敢復言災異”。以該年為限，可推斷董仲舒著作的構成時間。
公孫弘服后母喪。
資料：《漢書·公孫弘傳》：養后母孝謹，后母卒，服喪三年。
按：此處從《漢書》說。《史記》本傳置“服喪三年”于“二歲中，至左內史”之前，這般，元朔二年喪服未滿，而史載公孫弘已遷御史年夜夫。
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癸丑，董仲舒七十四歲，公孫弘七十三歲。
十一月，武帝再下求賢詔。
按：見于《漢書·武帝紀》，文繁不錄。詔中提出“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學者認為董仲舒對策于元朔五年，就援用了這條資料，認為第二策中“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同元朔元年詔“闔郡而不薦一人”描寫的是統一事務[7]。某個郡國沒有察舉孝廉，并非極罕見之事，不克不及以此斷定第二策上于元朔元年之后。董仲舒對策引五年前一件大事立論的能夠性也不年夜。
十仲春，董仲舒故主江都易王劉非薨。
資料：《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十仲春，江都王非薨。
三包養妹月，衛后立，主父偃有功。
按：《漢書·主父偃傳》言，衛后之立，主父偃有功焉。元光五年七月乙巳陳皇后以巫蠱廢，張湯是時為侍御史。陳皇后之廢，娘家竇氏衰也是值得考慮的原因。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甲寅，董仲舒七十五歲，公孫弘七十四歲。
江都王樹立，淫虐殘殺，無人匡正。
按：事見于《漢書·景十三王傳》。有學者認為董仲舒于此年再相江都。考證見“元朔五年條”。
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乙卯，董仲舒七十六歲，公孫弘七十五包養甜心網歲。
公孫弘代張歐為御史年夜夫；張湯由中年夜夫遷廷尉。
資料：《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元朔三年）左內史公孫弘為御史年夜夫，二年遷。……中年夜夫張湯為廷尉，五年遷。
主父偃說武帝筑朔方，下公卿議，公孫弘與朱買臣辯。
資料：《漢書·公孫弘傳》：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年夜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筑朔方之甜心花園郡。弘數諫，以為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愿罷之。于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不才，不知其便若是，愿罷東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漢書·主父偃傳》：偃盛言朔方地肥饒，……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未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眾筑北河，終不成就，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
按：據《武帝紀》，元朔元年秋，東置蒼海郡，元朔三年春，罷蒼海郡，元朔三年秋，罷東北夷，城朔方。《地輿志》：元朔二年開朔方郡。《公孫弘傳》已言（弘）“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年夜夫”，是以將這場辯論系于元朔三年頭。辯論后，“罷蒼海郡”“城朔方”。《地輿志》言元朔二年開朔方郡，為元朔二年春置郡，二年夏“募平易近徙朔方十萬口”之事。
公孫弘說武帝誅主父偃。
資料：《漢書·主父偃傳》：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年夜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征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后，國除為郡，進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全國。”乃遂族偃。
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丁巳，董仲舒七十八歲，公孫弘七十七歲。
十一月，公孫弘以《年齡》之義繩臣下，為相，封侯。
資料：《漢書·百官公卿表下》：十一月乙丑，丞相澤免。御史年夜夫公孫弘為丞相。
董仲舒與瑕丘江公辯，公孫弘為相，輯其議論，用董仲舒議。
資料：《漢書·儒林傳》：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
董仲舒上《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公孫弘使之相膠西。
資料：《漢書·董仲舒傳》：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
考證：《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抬頭為“江都相董仲舒”，說“言君侯以周召天然休質，擢升三公。……郡國翕然看風，更思改新。”可知此書上于公孫弘初為相時。抬頭自稱“江都相董仲舒”，應當是以本身所擔任的最高職位自稱，取孔子“以吾從年夜夫之后，不成徒行也”之意。鐘肇鵬、周桂鈿認為董仲舒在元朔二年，江都王建時再任江都相，以附會《詣丞相書》中“江都相”的抬頭。愚以為董仲舒沒有再次出任江都相。緣由有二：其一，《景十三王傳》載，易王喪時，建與父姬、女弟奸，淫虐殘殺。仲舒若為相，必力圖匡正；其二，《詣丞相書》是仲舒轉任膠西的契機，此書上于公孫弘為丞相、董仲舒尚未任膠西相之時，當為元朔五年無疑，若此前仲舒江都為相，何時何地與瑕丘江公辯？
公孫弘與吾丘壽王辯，壽王承仲舒師說，弘詘。
資料：《漢書·吾丘壽王傳》：后（壽王）征進為光祿年夜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禁平易近毋得挾弓弩便。”高低其議。
按：吾丘壽王所論“圣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乃承董仲舒師說。
六月，公孫弘請置博士門生員，學者益廣。
資料：《漢書·武帝紀》《史記·儒林列傳》。
雷被至長安，告淮南王陰事，罰以削地。
資料：《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戊午，董仲舒七十包養網ppt九歲，公孫弘七十八歲。
淮南王庶孫劉建上書告，審食其之孫求淮南陰事構之于弘。公孫弘深探淮南獄。
資料：《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年夜父，乃深購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
董仲舒與膠西王相善，仲舒為膠西王擬議淮南書，不久辭官。
資料：《史記·儒林列傳》：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有司請拘捕衡山王，武帝下其議，膠西王端引《年齡》之義論之。
《漢書·敘傳》：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沉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為世純儒。
考證：錢穆認為，“膠西之議出于其相董仲舒。仲舒固深疾漢廷兄弟親戚骨血之驕揚奢僭，而主為忍而誅者”[8]。今從之。元朔六年后，武帝使呂步舒窮治淮南事，仲舒一懼武帝，二懼膠西王，當于此前后辭官。合于“懸車致仕”之數。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己未，董仲舒八十歲，公孫弘七十九歲。
十一月，淮南衡山事發，呂步舒年夜治獄。
資料：《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逝世者數萬人。
《漢書·五行志》：上思仲舒媒介，使仲舒門生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年齡》誼顓斷于外，不請。
按：武帝對諸侯王的態度復雜。武帝有削奪諸侯王權力的需求，尤其針對河間王德、淮南王安等著名看的諸侯王；考慮到輿論的態度，這種需求又不克不及過度表現出來，如齊王次昌事。
公孫弘以年夜臣奉職不稱致使諸侯畔逆為由，上書請辭以避禍，不許。
資料：《漢書·公孫弘傳》：后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年夜臣奉職不稱也。
董仲舒居家著書，張湯問事。
資料：《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及往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若有年夜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年齡繁露·郊事對》：廷尉臣湯昧逝世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董仲舒。
按：張湯自元朔三年至元狩三年為廷尉，董仲舒元朔六年居家著書。系于淮南獄次年。
四月，戾太子劉據立。太子少壯，學《公羊》家說，私淑《谷梁》。
資料：《漢書·武五子傳》：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少壯，詔受《公羊年齡》，又從瑕丘江公受《谷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看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漢書·儒林傳》：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谷梁年齡》，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谷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谷梁》。
按：戾太子初學《公羊》，當在元鼎中。武昭宣之際《公》《谷》之爭，始于兩家對戾太子的“爭奪”[10]。戾太子“守文”傾向的構成，遭到了竇太后選定的石氏家族的影響，也有瑕丘江公為代表的儒家的影響，“守文”是黃老政治遺風和儒家思惟興起的混雜物[9]。
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庚申，董仲舒八十一歲，公孫弘八十歲，卒。
三月，公孫弘薨；李蔡代相，張湯代李蔡為御史年夜夫。
資料：《漢包養一個月書·百官公卿表下》包養sd：（元朔三年）中年夜夫張湯為廷尉，五年遷。……（元狩二年）三月戊寅，丞相弘薨。壬辰，御史年夜夫李蔡為丞相。……（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年夜夫。
考證：《百官表》言張湯元狩三年為御史年夜夫，與“五年遷”分歧，御史年夜夫之職空白一年。張湯為御史年夜夫為三月壬辰，李蔡代相為統一日，難以偶合解釋。本傳敘張湯升遷于江都獄之后，按《諸侯王表》江都事發于元狩二年，故系張湯升遷于次年，不從《百官表》。
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辛酉，董仲舒八十二歲。
秋，武帝用董仲舒議，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
資料：《漢書·食貨志》：董仲舒說上曰：“《年齡》它谷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圣人于五谷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欠好種麥，是歲掉《年齡》之所重，而損生平易近之具也。愿陛下幸詔年夜司農，包養妹使關中平易近益種宿麥，令毋后時。”
《漢書·武帝紀》包養網dcard：（元狩三年秋），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
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壬戌，董仲舒八十三歲。
行鹽鐵官營。
資料：《漢書·武帝紀》：（元狩）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平易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包養女人官衣食振業，費用缺乏，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初算緡錢。
《漢書·食貨志》：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年夜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
考證：《食貨志》前白話“乃徙貧平易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萬口”，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當在元狩四年徙關東貧平易近后。
董仲舒建議，“鹽鐵皆歸于平易近”。
資料：《漢書·食貨志》：古者稅平易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平易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限平易近名田，以澹缺乏，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于平易近。往奴僕，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平易近力，然后可善治也。
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甲子，董仲舒八十五歲。
六月，董仲舒門生褚年夜循行全國。
資料：《漢書·武帝紀》：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奸，農傷而末眾，又禁兼并之涂，故改幣以約之。……今遣博士年夜等六人分循行全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乙丑，董仲舒八十六歲。
六月，吾丘壽王說漢鼎。
資料：包養網單次《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六月中，河東汾陰得寶鼎。
《漢書·吾丘壽王傳》：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于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
按：壽王所言“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漢自高祖繼周”“昔秦始皇親出鼎于彭城而不克不及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等語，以鼎出為吉祥，與董仲舒黜秦、以漢繼周的觀點相合。
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乙丑，董仲舒八十七歲。
十一月，張湯自殺。
資料：《漢書·武帝紀》：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年夜夫張湯有罪，自殺。
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丁卯，董仲舒八十八歲，卒。
董仲舒大哥，以壽終于家。
資料：《漢書·食貨志》：仲舒逝世后，功費更甚，全國虛耗，人復相食。
《漢書·武帝紀》：（元鼎三年）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十余饑，人相食。
《漢書·匈奴傳》：（仲舒）以為：義動正人，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重利，結之于天耳。故與之重利以沒其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掉厚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
《漢書·武帝紀》：（元封四年）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說之。
《漢書·匈奴傳》：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于漢。”
考證：董仲舒卒年爭議頗多。蘇輿認為，“仲舒著書，皆未矯正朔以前事，則其卒于太始前可知”；武帝朝“人相食”見于建元三年與元鼎三年，施之勉、李威熊據“人相食”認為董仲舒逝世于元鼎三年以前；周桂鈿則認為《匈奴傳》中董仲舒議論是根據現實政治而發，由此將董仲舒的卒年推遲到元封四年。
但是，《匈奴傳》引董生包養網車馬費之言，是承文帝對匈奴的政策改變而來，指責董氏“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重利、盟約、質子，是董仲舒對外政策的一貫態度，并非因楊信事而發。本文從元鼎三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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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閻步克.漢武帝時“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考[J].北京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3):120-123.
注釋：
[1]專著類有：蘇輿《年齡繁露義證》（中華書局2015年版）中的《董子年表》；韋政通《董仲舒》（臺北東年夜圖書公司1986年版）中的《董仲舒年表》；周桂鈿《董學探微》（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8年版）中的《董仲舒年譜考略》；鐘肇鵬《年齡繁露校釋》（河北國民出書社2005年版）中的《董仲舒年譜及生卒考》等。論文類有：施之勉《董子年表訂誤》（《東方雜志》1945年第41期）；章權才《董仲舒生卒年考》（《社會科學評論》1986年第2期）；岳慶平《董仲舒生年考》（《中國哲學史研討》1988年第1期）；馮樹勛《董仲舒生卒年與對策考》（《書目季刊》2008年第3期）等。此外，劉汝霖的《漢晉學術編年》（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李威熊的《董仲舒與西漢學術》（文史哲出書社1978年版）、劉躍進的《秦漢文學編年史》（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桂思卓的《從編年史到經典——董仲舒的年齡詮釋學》（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版）、魯唯一的《董仲舒儒家遺產與〈年齡繁露〉》（噴鼻港中華書局2017年版）等書，對董仲舒生平事跡也有論及。
[2]司馬光《通鑒考異》首倡，沈欽韓《漢書疏證》，沈家本《諸史瑣言》，蘇輿《年齡繁露義證》等皆從之。這一說依據《史記》文本，重要論據有：董仲舒對策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舉孝廉之前，在建元六年災之前，“史公學于董生，記事必確”等。
[3]洪邁《容齋隨筆》根據第二策“親耕藉田”“百姓未濟”等立論，認為即位初不克不及有這般之辭。王先謙《漢書補注》又提出第二策中的“夜郎、康居”反駁建元元年說，王氏認為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古人多持此說。
[4]王益之《西漢年紀》首倡，王氏舉出第一策“七十余年”反駁建元元年說，對于司馬光提出的“對策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舉孝廉之前”，王氏認為時間牴觸是由于改歷后史官追改。舉孝廉之十一月，實為當時之八月；對策之蒲月，實為當時仲春。此說支撐者寥寥。
[5]齊召南《漢書考證》首倡，認為“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即傳所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頭，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傳所謂州郡舉茂才孝廉也。”
[6]蘇誠鑒的《董仲舒對策在元朔五年議》（《中國史研討》1984年第3期）持此說，重要依據是第二策中的“夜郎、康居”，蘇氏認為，康居之通，至早為元朔三年張騫通西域歸。王葆玹的《天人三策與西漢中葉的官方學術——再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間問題》（《哲學研討》1990年第6期）附此說。
[7]岳慶平的《董仲舒對策年月辨》（《北京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包養俱樂部986年第3期）；陳蘇鎮的《董仲舒對策年月考》（北京師范年夜學史學研討所編《歷史科學與理論建設——祝賀白壽彝傳授九十華誕》，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1999年版）；桂思卓的《從編年史到經典——董仲舒的年齡詮釋學》（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版）持此說。
[8]劉國平易近的《董仲舒對策之年辨兼考公孫弘對策之年》（《古籍收拾研討學刊》2004年第3期）。此說根據《史記》《漢書》互有沖突的資料否認占主流的建元、元光元年說；論據方面，作者認為先有元光五年武帝征召，后有董仲舒以“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策二）評論元光五年的征召，并建議“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平易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策二），再發生了元朔元年詔“闔郡而不薦一人”（《漢書·武帝紀》）的情況。此說的問題是：忽視了策文以外其他資料，不克不及解釋《年齡繁露·止雨》的“二十一年”等元光元年至元光五年董仲舒的活動。
[9]《年齡繁露·止雨》所載年代日系于何時，仍有武帝建元六年、元光元年等意見，陳侃理《〈年齡繁露·止雨〉二十一年八初一日考》（《史原》復刊第4期，2013年，第257-261頁）主張系于元光元年，可參。
[10]參見辛德勇《漢武帝暮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清華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辛德勇認為，戾太子對《谷梁》的愛好，是因為《谷梁》對隱公和桓公的成分位置的解釋加倍契合戾太子本身的政治處境。《公羊》認為“桓幼而貴，隱長而卑”，主幼弟之立；《谷梁》則認為隱、桓俱非明日子，宜從長幼之序。在衛后掉寵的情況下，戾太子身為長子，更偏好《谷梁》的解釋。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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