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與留——從熊十力信札平易近國新儒家的建國理念與政治選擇
作者：唐文明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首發于“中國嘉德拍賣”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玄月十四日己巳
耶穌2016年10月14日
小樹屋編者按：熊十力與其門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為平易近國新儒家代表，在現代思惟史上具有極主要的位置。近日讀熊十力在1948-1949年間寫給徐復會議室出租觀等人的書信，懂得其處境，體會其心境，感歎生乎凝思冷思之際。
熊十力像（攝于1947年）
在1949年講座場地，對于這些謹記儒門的學人而言，走還是留，的確是個年夜問題。其共享空間時，身在廣東番禺、年紀已經65歲的熊十力對共享會議室于政治局勢有冷靜的觀察。1949年4月，發生了兩件年夜事：國際上是北年夜西洋公約的成立，國內則是國共最后一次和談。于此前后，南北分治之議，甚囂塵上，而熊十力始終懷疑其可行性。在3月28日寫給徐復觀和陳雪屏的信中，熊十力對國平易近黨當局可否維持殘山剩水心存疑慮，其論調則是一貫的高標、尖銳、率性：“今朝國內之局，如當道真能革心易面，另作良圖，堅持半壁，自是佳事。如心猶過去之心也，面猶過去之面也，欲收已潰之人心，而支此殘局，絕不成能。則不如老實降服佩服，無以戰火毀蒼生，較為問心無愧。”
1946年9月返漢口經上海時在學生朱慧清家與學生牟宗三等合影紀念。由右至左為 :丁實存、熊世菩、徐復觀、朱霈（男童）、熊十力、高紉秋（后立）、 朱宣琪（女孩）、張立平易近、朱雷平易近、牟宗三
作為一名參加過辛亥反動的聯盟會老黨人，熊十力對國平易近黨的基礎心態是恨其不爭，而又將“最基礎的問題”追溯至清末平易近初以來學風士習的淺薄不誠、精力無歸。至于共產黨，他幾乎視之為洪水猛獸，故對于共產黨之“圖南”有“黃農虞夏之胄真完了”的擔憂。這種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在平易近國時期瑜伽場地的新儒家那里很是典範。國平易近黨聲稱孫中山、蔣介石是儒家境統的繼承者，共產黨則繼承了“五四”以來激進的反傳統主義，雙方在文明問題上呈現出尖銳對立。也恰是因為這一點，平講座場地易近國時期的新儒家在政治上年夜多是親當局的，雖然其政治立場未必與國平易近黨分歧，且其言論仍能堅持必定的獨立性。
熊十力
致徐復觀信札
1948年寫本
1通1頁紙本
18.5交流 × 25.5 cm
熊十力、牟宗三
往來信札
1949年寫本
2通2頁附1封 紙本
于是，走還是留，對于熊十力等人而言，既是一個觸及政管理念和文明信心的公共問題，也是一個事關個人出處、身家生命的個人問題。在這些書信中我們看到，熊十力和他的門生們討論過幾種出走的設想：往印度、往噴鼻港、往臺灣、往american。往印度之議是由謝幼偉提出的，估計是考慮到熊十力在唯識學方面的造詣，擬在印度的年夜學為他謀求一教職。牟宗三在給熊十力的信中轉達了這一提議，但這一提議似乎從未具體落實。往噴鼻港之議能夠是牟宗三等人提出的，但熊十力不甚措意，認為噴鼻港并不不難住，只愿意在求助緊急時考慮往。熊十力最不想往的是臺灣，來由并不是政治上的，而是認為共產黨確定會攻擊臺灣，臺灣確定守不住。如在4月10日寫給徐復觀的信中，熊十力重要從平安問題考慮，勸徐復觀不要把家屬送到臺灣：
你眷赴臺，吾覺不用。年夜戰不克不及久延，轟炸私密空間不克不及避，城市離之半步，臺人必加害，此必定也。即年夜戰稍緩，而當道人心全瑜伽教室掉，臺灣決不克不及固。兵敗如山倒，古語可玩。胡適不留其間，他也聰明。日人似已在運動臺人，前天報上有此新聞。
熊十力
致徐復觀信札
1949年寫本
1通2頁 紙本
此后的書信中，熊十力幾次重申不愿赴臺的意向，共享會議室即便在8月批準赴臺之議，亦是想以臺灣為往american的中轉：“赴臺暫時可安一會，將來或謀赴美教書，不知可否？若想安于臺亦不成能也。”
雖然視共產黨為洪水猛獸，以夷夏之辨的《年齡》年夜義對待1949年的變局，但對于留下，熊十力倒沒有特別懼怕，而是堅持了一份內在的安寧：“我就在此聽天由命，亦無不成者。年已到此，拿定聽天，心亦自安也。”熊十力和門生們討論過往上海、往重慶、往北京等分歧計劃，更是屢次談到想回湖北老家，有一次則說，若不克不及回鄉，則赴臺，其心情卻是：“不如出游一番，隨時隨地逝世了算事。”
但是，疑慮甚至發急的時候總是有的。熊十力也屢次談到，假如留下，他必須考慮面對逝世的能夠。如8月13日他寫給徐復觀、牟宗三、程兆熊的信中說：“吾欲囑艮庸買點安息藥，留在身邊，萬一太不勝，即作了計。猶可忍當然忍住，候天然了結，別無可說者。”又如9月7日他寫給張丕介、徐復觀、唐君毅、錢瑜伽教室穆、牟宗三的信中說：“中共既決定某國路線，平易近族之命難知。士者以亡以為樂，又何話說！老漢本可速了，但亦愿得茍全生命時，也如武侯之茍全，了解一下狀況世事浮云蒼狗之變。如義不容茍全，會議室出租則亦自了罷了。”最讓人唏噓不已的是9月19日他寫給唐君毅、錢穆、徐復觀、胡秋原、張丕介的信中所發的關于“世道至于無逝世道，而人性乃真窮”的一段議論，其弘道之堅定與內心之凄苦對比鮮明地躍然紙上：
熊十力
致徐復觀、牟宗三、程兆熊信札
1通1頁附1封 紙本
19.3 × 29.5cm
世道至于無逝世道，而人性乃真窮矣。船山、亭林、念臺諸公，或生或逝世于明季，皆易為。我輩本日，乃真無以自靖，老漢真苦矣！然老漢自定有不易之矩焉。將來學校不克不及容余說所欲說之話，而或容吾說其勉強可說之話，吾當教書，冀存一分種子也；如必迫吾說所不成說之話，則必不進學校，或餓逝世亦聽之安之。如可容身社會，過苦日子，隨年夜化遷，則亦無不成。如不容為此，則亦逝世耳！逝世為自靖之事，當有義在。是則老漢所早自計，所必持而決不易之道也。
熊十力
致唐君毅、錢穆、徐復觀、胡秋原、張丕介信札
1949年寫本
1通7頁紙本
39 × 29.5cm
1962年10月，董必武與熊十力師長教師在北京平易近族飯店交談
熊十力最終沒有聚會場地走。面對1949年的政治巨變，面對一個以徹底的反傳統主義確立本身、主張全盤反動的新政權，他遲遲不可，最終留在了年夜陸，說不上是真正心甘情愿的積極選擇，也說不上是完整無可何如的消極蒙受。而他的門生們年夜都選擇了走：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都走了，牟宗三更是恓惶，不得不寒舍家人，孤身出走。后來的故事我們現在也都了解了。新的國家樹教學立以后，熊十力又前往北年夜任教，也獲得共產黨當局的禮遇，也寫出了一些新作品，但是他最后的抽像還是定格在了1967年遭批斗之后的那個廣為人知的情形：
批斗結束后，熊十力常獨自到街上或公園，跌跌撞撞地走著，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明亡了！中國文明亡了！……”直到實在走不動了，才坐到地上歇息。
而他的門生們，在私密空間港臺經歷了一段艱難困苦之后，也獲得了較為安寧的生涯，在港臺的年夜學里任教，教出了不少的門生，寫出了生平最主要的著作，成績了新儒家的學術事業，也為港臺當地的文明晉陞做出了宏大的貢獻。上世紀90年月末，有一次我往拜訪周輔成師長教師，談到1949年赴港臺的這批平易近國學人時，周師長教師不無動情地說：“他們到了港臺，雖然開始時環境也很艱苦，但總還能放得下一張書桌，所以著作一本接著一本。我們留在年夜陸，則是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茍延殘喘，甚至于今。”
對于明天的儒門謹記者，這種宏大的反差必定會引出一個尖銳而復雜的問題：應該若何從頭對待1949年的年夜變局？這個問題之所以尖銳而復雜，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了解了后來的歷史，另一方面，作為生在新中國、長在新中國的新世代，我們不成能漠然地像一個旁觀者那樣對待建國后的這段歷史。我們經常看到的，卻是在這個問題上的情緒兩偏，甚至走向兩個極端。一個極端來自一些被稱為或自稱為“平易近國范兒”的人，他們懷著強烈的痛與恨企圖在對現代中國的歷史懂得中把共產黨及其時代徹底否認。這種仇恨的情緒其來有自，也有其正當性，但由此種情緒籠罩而構成的歷史懂得既淺薄又不嚴肅。另一個極端來自一些被稱為或自稱為“毛左”的人，他們像紅衛兵一樣被人間地獄的幻象所蠱惑，逐漸進進迷與醉的狀態，對新中國的歷史毫無反思，連“文革”一路所有的狂熱地確定，此中不乏對共產主義邏輯有深入洞察者甚至以“文革”為最個人空間值得確定者。這種迷醉有其病理學本源和思惟史脈絡，可恰當地追溯至現代以來起始于東方、又獲得中土文明資源的推波助瀾而構成的政治彌賽亞主義，或許說是在中國思惟界仍未經過徹底檢討的啟蒙的辯證法。
假如輕易地否認和自覺地確定都不是合適的態度，而是缺少反思的表現，那么，感性的中道又在哪里？若從我們的情緒出發談起，誰都無法否認，“文革”是我們集體瑜伽場地記憶中的一種宏大的苦楚。我們要愛護我們的苦楚，就既不克不及無視這種苦楚的存在及其意義，反過來，我們也不克不及讓這種苦楚把我們的明智燒失落。在我看來，要具備比較健全的政治意識和文明意識，必須放在文明更換新的資料的巨大視野中對待現代中國的樹立，必須意識到中國的意義，她過往是、未來也應當是一個文明的承擔者，用有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的說法，中國過往是、未來也會是孔教文明的焦點國家。無能否認，在走向平易近族國家的途徑上，中國一向向外摸索，逐漸從原來的主動學習變成了被動模擬，以致于經歷了徹底的自我否認，其后又在自我否認與自我確定的牴觸中掙扎、前行。假如說新文明運動意味著作為文明承擔者的中國走向了徹底的自我懷疑和自我否認，那么，在平易近國新儒家身上，恰好以最典範的方法體現出了中國文明的苦惱意識。由此我們可以恰當地定位平易近國新儒家的思惟史意義：他們代表了在孔教文明的自我更換新的資料過程中中國文明的自我意識恢復的一個必經的階段。
熊十力、牟宗三
往來信札
1949年寫本
2通2頁附1封 紙本
亨廷頓小樹屋的主要性在于提醒出，在當今這個以平易近族國家為法權主體的世界格式中，假如一個文明缺少一個焦點國家，則無法獲得真正的發展，更遑論文明的世界歷史意義了。這里隱含的文明政治意識一言以蔽之便是文明與國家的相互需求。就這一點而言1對1教學，構成我們確定1949年的來由：辛亥反動以處所獨立開始，意味著君主制中國的解體，到1949年樹立了一個中心集權的、統一的新中國。會議室出租也私密空間就是說，以文明更換新的資料的巨大關切對待現代中國的歷史，1949年的建國行動是孔教文明復興的一個需要步驟，是一個了不得的政治結果。是以，對于具有文明意識的中國人而言，特別是對于當下的儒門謹記者而言，政治成熟的一個標志就在于可否在文明更換新的資料的高度上充足確定1949年的建國行動。
那么，那個尖銳問題的另一面又若何處置：瑜伽教室一個儒門謹記者若何往確定一個以徹底打垮孔家店而自我確立的政黨國家？傳統的夷夏之辨以其教化含義為重要，確定這樣一個新中國將置這一經義于何地？對此，我們仍能從文明更換新的資料的視野獲得一個能夠的解決。樹立一個有文明擔當的新中國，其條件是打破傳統形態的舊中國。反動僅僅在這個意義上才幹獲得其充足的正當性。用尼采的話來說，只要重建才幹為破壞供給正當性。這樣，辛亥反動和己丑建國，都是一個文明國家自我更換新的資料的分歧政治步驟，而政治的更換新的資料與文明的更換新的資料注定不克不及同步，因為政治的更換新的資料1對1教學必定會遭到舊無形態的文明的阻礙，從而必須將其破壞才幹獲得勝利舞蹈教室。換句話說，既然政治形態與文明形態緊密相連，政治更換新的資料必定意味著文明破壞，那么，文明更換新的資料也必定以舊的文明形態的破壞為條件，也必須考慮與新的政治形態相適應。這顯然是一條從反動到重建的途徑：反動是為了重建，重建并不是復古；或許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是從疏離到回歸的途徑：疏離是為了回歸，回歸并不是守舊。
熊十力
致徐復觀信札
1949年寫本
1通2頁附1封 紙本
39.5 × 29.5cm
熊十力
致徐復觀、陳雪屏信札
1949年寫本
1通9頁 紙本
但是，這個能夠的解決思緒并不交流克不及夠讓我們覺得輕松，很年夜水平上是因為中國的私密空間政治更換新的資料與文明更換新的資料到今朝仍遠未完成。中國的標的目的依然是懸而未決的，無論政治上還是文明上。除了能夠抱著文明的信心公道地等待之外，作為謹記儒門的學者，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廓清我們應有的文明意識，深化我們對于世界歷史的感性認識，而不是被一些逢迎性的流俗之見所擺佈。在熊十力的書信中可以讀到他對名流、名人的屢次激烈批評，我認為在當下仍有警醒的意義，茲錄如下，與有識者、有志者共勉：
中國自漢以下著名士之風，一為名流，其學不求真知，其人全習圓滑，其行滿是虛浮。顧亭林、王船山皆恨文人與名流，而船山罵之尤甚。蓋船山亡國之恨，比亭林尤真也。吾眼見清代以來名人之造亡，故罵之毒。
吾敢斷言，咸同諸公分歧古人。而今之知識分子，無論為左為右，對最基礎切要之各年夜問題，同不留意，同不說半字。或空呼平易近主而外倚，或順從危亂之當局，或淡然無感覺，一切不關心，還想現局可安，不會有事。北平學界這般，全國學界這般。
責任編輯：柳君